《聽海湧》:遺忘在海湧聲中的二戰記憶,拼湊台灣人的複雜面貌(有雷)

前陣子,我看到網路的討論中,有些人表現出對於歷史嚴重錯誤的認識,以為1945年台灣多處遭空襲,是日本炸的。

但在1945年10月25日以前,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,更是日本「南進」的重要基地,他們沒有任何理由要轟炸自己的國土。這樣荒謬的認知,源於過往威權時代,極力打造「中國人」民族意識,以及打造對政府服從性的教育體系,掩蓋了很多真相,也創造了很多神話。

如今,我們絕大多數受過新一代教育的都知道,當年台灣還是日本殖民地的時候,就是軸心國的一份子,不論台灣人是否願意,我們都被拖進了這個世界級泥淖中。其中有超過20萬名台灣人,更以軍屬或軍人的身分,成了「侵略者」之一。而近期最讓我有感的電視劇《聽海湧》,便是在講述那個戰爭末期台灣軍屬的故事。

這些人出於不同原因投身軍旅,卻因為台灣人的身分,而面臨內部的歧視與不公平對待;同時也因為「日本人」的角色,成了「邪惡的」侵略者,成為戰後被送上國際法庭審判的一群人。

圖片來源:擷取自《聽海湧》FB

台灣人/日本人/中國人

說到二戰的台籍日本兵,我自己最有印象的,莫過於課本上都會提到的原住民台籍日本兵──史尼育唔。阿美族的史尼育唔,有個日本名叫中村輝夫,也有個漢名叫李光輝。他以高砂族「陸軍特別志願兵」身分前往南洋參戰,卻因美軍猛烈攻勢而與同袍走散,並一個人在叢林中生活超過31年,直到日本投降、改朝換代、台灣戒嚴、石油危機…

1974年,印尼政府到史尼育唔所在的島上搜索二戰遺留的日本兵,歷經近一個月,才終於找到這位「最後的帝國軍人」。而史尼育唔在得知世界局勢演變後,仍不肯相信日本戰敗,更全程都以日語交談。後來,史尼育唔回到台灣,國籍改了,語言也要努力改變,還要適應社會與家庭的變化,讓人難以想像他的壓力有多大。

史尼育唔的例子,體現了台灣人的認同困境與顛沛命運,以及面對未來轉變的疑惑。在《聽海湧》中,主角新海志遠(吳翰林 飾)、新海輝(黃冠智 飾)、新海木德(朱宥丞 飾)亦是如此,雖沒有史尼育唔再多了一重原住民的身分,但也面臨了台灣人/日本人乃至於中國人的認同困境。

其中特別是新海輝與福建籍的中華民國領事羅進福(施名帥 飾),於田中徹指揮官(塚原大助 飾)面前對話這一幕,除了體現兩岸的認知差異,以及台灣人截然不同的認同。

「田中指揮官、田中指揮官,我看日本人把你洗腦洗得很厲害,很甘願當一隻狗!日本人叫你翻譯你就翻,日本人叫你殺人你就殺嗎?」

「我是吃日本米、讀日本書長大,我就是日本人!」

在這個小小的木屋裡,落於俘虜的中華民國領事與日本的台灣軍屬,以能相互溝通的語言對話,卻可見彼此顯著的口音差異,以及一方認為台灣人並非日本人,一方則努力想被認可為日本人的立場。

此外,在新海三兄弟面臨國際法庭審判時,也遇到日本來的辯護律師想犧牲台灣人,長官一直想以台灣人的語言認知差異,把戰爭責任全部推給他們的命運。然而,沒經歷過戰爭,一心相信法律公正的日本年輕律師松大航也(渡邊直人 飾)為了拯救他們,突然提出,在戰後台灣已經歸給中國(中華民國),是做為勝方的「中國人」,不該被視為戰敗國的日本人審判。此話一出,讓在場不論日方、澳方,全都陷入錯愕與沉默,甚至打算與中國代表商議後再隔日開庭。

然而,出於妻兒遭害與自身受辱的憤恨,羅進福無視政府官方發來的公文:

台灣人民應自民國34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之日起,恢復中華民國國籍,即日起,無論台灣本島、或海外之台灣人,皆以中國國民身分對待之。

以自己身為領事的身分,示意國際法庭繼續審判,並稱眼前的幾位台灣人,是徹徹底底的日本人,不配享有戰勝國國民的權利。

在婆羅洲的天涯海角,曾被作為軍事指揮中心,後來被當作國際法庭的狹小木屋裡,台灣人始終無法被任何一方完全肯認,遲遲無法以適當的身分,找出自己的定位。

戰爭的無情與殘存的人性

《聽海湧》雖然只有五集,但每一集都沉重且寫實的道出了戰爭的無情。絕大多數台灣人身為地位低下,連軍階都沒有的「軍屬」,只能受到長官與同袍的殘酷對待,同時也因為自身「俘虜監視員」的身分,又必須對最無力反抗且等同奴隸的俘虜,做出訓斥。台灣人被日本人逼著對俘虜毆打、強迫勞動,甚至射殺,他們在整個戰爭機器塑造出的僵固體制下,沒能有反抗的餘地;或是「奉公守法」,而成了「平庸的邪惡」,縱使他們內心可能千百個不願意,也好像只有聽命變成殺人機器、戰爭兇手一途。

當然,在整齣劇中並不是只有惡,我們總能從一些小小的舉措中,看見些許的人性光輝。

在陽剛的戰俘營中,領事夫人何景儀(連俞涵 飾)身為少數的女性,而且又因為帶著孩子,讓他的身分獨樹一格。新海志遠或許出於對日本女友的依戀轉移,也或許是出於憐憫一個媽媽遇上這樣的悲慘,他總會透過送洗衣服時夾顆蛋、夾個罐頭的方式,讓那對母子能夠多點營養;而負責管理食糧的軍官,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給志遠多餘的食糧,或是讓何景儀直接去「拿取」罐頭。

這件事情,其實就是《聽海湧》劇本的原型故事──台籍日本兵柯景星的故事。柯景星曾在戰俘營時擔任戰俘監視員,並私下救助當時被抓的中華民國領事卓還來與其妻趙世平(也是劇中領事夫妻的原型),但同時,他也被長官逼著處決俘虜。最終,柯景星因為其長官自白,才從死刑改判十年徒刑,但仍成為了二次大戰中「惡名昭彰」的C級戰犯之一。

回到台灣後,他因過往的身分遭政府長期監視超過35年,就算戰爭結束,那個恐怖的陰魂仍未散去。

像柯景星這樣的台籍日本兵,據統計超過20萬人,其中過半都是沒有軍階的軍屬,被列為B或C級戰犯的,超過百人。他們有的或許像劇中的志遠,或像柯景星,在無情的戰火中仍保有一絲人性光輝;卻也有的成為無情戰爭機器的一部份。

我認為,不論好壞,這20多萬人的故事都應該被記憶,而他們曾經因戰爭失去的,都該被彌補。

找回遺忘的過去 拼出海湧中的驚奇

在2020年代後,我們陸陸續續看到有越來越多述說台灣歷史或特定議題的作品,一一補上那些過去教育中遺漏或被忽視的,也一一找回那些可能因為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因素,被失落的記憶。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,從《聽海湧》短短的內容,我們卻看見厚重深遠的台灣故事,那是極其複雜的。

導演孫介珩在《聽海湧》的製作全紀錄裡說

從台灣的角度來看,我們其實一直處在對峙與戰爭的陰影之下,我認為相較於軍火的侵略,意識形態的衝突可能更尖銳,台灣面臨的威脅,遠不止於敵國軍隊的登陸或干擾,經濟、文化的侵略遠比軍火武器,要來得可怕且無形,我傾向用冷靜、開放的態度來討論這件事情,透過說故事的方式,也許能化解彼此的誤解和衝突。

台灣有自己的發展脈絡,是複雜且多元的,不管是對岸的決策者和人民,或是在台灣抱持不同國族立場的觀眾,我都很希望大家能從這故事裡看到我們的相同與不同,進而去理解站在我們對立面的人在思考著什麼。八十年前的人們因為缺乏理解而引發了戰爭,八十年後的我們,是否要重蹈覆轍呢?

我想,劇中的新海三兄弟其實也隱喻著台灣的人們,雖然彼此不一定是「親兄弟」,各有自己的個性;但「情如親兄弟」,有著同樣的名字與期盼,同樣也有著在國際地位上漂流,在身分上混亂的感受。但複雜的我們,卻也因為這樣的坎坷命運,而有了更強的韌性。

願在海島上聽著海湧的我們,能夠用各種方式,發現更多我們自己的故事,能夠一一補足空白的過往,從而更加認識自己,在汪洋之中,成為一頭最迷人也最有自信的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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