媒體一直以來都深深地影響著人們認知的世界，身為媒體工作者的我，對此更是有感。而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，媒體早已不是過往只能由上而下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工具，反而是可以作為大眾拿來發聲的重要管道，甚至透過這些媒介，可以帶來極大的影響。
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五月起展出的《時代的訊號：傳播技術與民主的擾動》特展，便用近200件珍貴的文物與史料，訴說著傳播科技的演進，以及人們如何透過媒體發聲，「擾動」既有的秩序，逐步走到如今的民主生活。我相信，在生成式AI普及，人人都可以用手邊的設備輕易打造自媒體的年代，這絕對是不能錯過的展覽。
人們如何發聲？從日本時代的傳媒角力談起
台灣歷經殖民、威權統治到如今的民主化，不同時代的政府與人民，都透過各種傳播管道來形塑他們所希望的世界樣貌。而傳播技術一代代的演進，更讓單一的論述有了被挑戰的破口，使得公民社會逐漸長出自己的樣子。《時代的訊號》特展，便以「時代」作為參展路線，帶領人們從報紙、刊物，到傳真、地下電台，以及如今的智慧手機，讓觀眾能看見人們如何透過這些媒介發聲，如何透過這些媒介改變世界的樣貌。
展覽的最開始，從台灣步入「現代化」的日本時代談起。當時的台灣總督府建立起一整套的官方傳媒系統，透過報紙宣導政令與官方意識，也陸續透過影像、廣播，宣揚「帝國統治下的文明樣貌」。最具代表性的，莫過於1930年代末期「南進台灣」宣傳片，既是對於治理功蹟的誇耀，也是對於人民的宣傳教化，以強化帝國南侵的合理性。此外，如《少年俱樂部》這樣的刊物，以附贈戰艦模型等方式吸引青少年購買，在娛樂中將軍國意識植入青少年心中，是個非常高招的手段。要是我生在那時代，小時候的自己看到這些酷炫的雜誌贈品，自然也會吵著要家裡訂閱。
與此同時，知識分子也透過報紙、電影放映會、街頭宣講等方式試圖做出啟蒙，讓民眾有更多不同於官方立場的想像。
然而當時畢竟是殖民時代，對此的管制嚴謹。讓我印象深刻的，莫過於演講現場警察的監督。當警察認為演說有批評政府、鼓動群眾之虞，便可以喊出「中止、解散」等命令，雖然文協等團體為此會準備多名講者輪替演說，但在這樣的高壓下仍是極度有挑戰。甚至展區就有個互動遊戲，讓觀者可以化身警察，要求螢幕裡的知識分子中止演說，甚至解散。當看到喊出解散命令時，螢幕中知識分子的惋惜與訝異，我自己心中也有種滿滿的無奈感。
1940年代進入戰爭時期，已經不像承平時代還能享受影音的娛樂。這時更傳統的「紙芝居」反而派上用場。這種小木箱內裝的是一張張圖卡，搭配說書者的生動描述，會讓人跟著進入故事裡，成了戰爭時期不用資源而且可以普及到更廣泛群眾的利器。只可惜這時的紙芝居，打開木門，是大砲、戰艦和士兵，而非充滿奇想的童話故事。
威權年代 震耳欲聾的沈默
戰爭結束後，台灣人本來以為迎來了曙光，殊不知是枯白的晦暗。在強人領導下的威權政府，一開始就從媒體下手，透過各種媒介的管制，以及宣導，逐步把人們打造成他們想要的順從模樣。
1950年代起，政府便開始管制起的無線電廣播，除了是箝制異音，也作為國民政府的教育手段。不論是政令宣導，還是國語教學，當時廣播對於農村地區有了很重大的影響力。
當然，有些人仍然試圖突破箝制。如一度盛行的地下印刷。在展區內就有個互動裝置，讓觀眾模擬當時地下印刷的工具，刷出了知識分子宣揚真實的意志，卻也透過漫畫，道出沉痛的結局。而走出昏暗的互動空間，眼前掛著巨大的蔣介石相片的列車，以一種歡快而詭譎的姿態，訴說著那個年代。
戒嚴體制下，政府發布《戒嚴法》第11條、《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》、《出版法》、《出版法施行細則》等言論管制法規，針對違禁歌曲、圖書進行查禁。但，大眾傳播技術也迎來新變化。60年代，收音機從真空管變為電晶體、唱片從78轉提升到33轉的時代，平均每2戶人家就有1台收音機；台語廣播劇、歌仔戲，可謂最風靡的娛樂活動。
這些娛樂中，仍然無處不在可怖的權威機器身影。如小朋友的玩具一定要套上反共抗俄、蔣總統萬歲等標語，令我最為震憾的，莫過於喜帖上也要寫著「建設台灣、反攻大陸、消滅朱毛、驅逐俄寇」的格言，活生生殺風景，更有甚者，連舉重的槓片，上頭也有標語。而前述提到掛著巨大的蔣介石相片的列車，並不是假想。而是1953年西螺大橋通車時，台糖五分車曾經真正有過的樣貌。這台列車從台中糖廠出發，一路南下，32天共停留105站，在每個站點停下時都會有表演，也會發送糖果玩具等，吸引娛樂極度貧乏的農村居民圍觀，成了絕佳的宣傳利器。
此外，那個時期的漫畫也充斥著限制。我至今記憶猶新的，莫過於1962年教育部頒布《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》，死板的給漫畫加上重重枷鎖，如動物不能說話，因為違反科學常識；武俠漫畫被視為「怪力亂神、導向迷信」；需正邪分立並具備「反共愛國」、「復興中華文化」教育意義等。
這時候雖然官方完全掌握話語權，而地下印刷也一度沉寂，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反抗的聲音。有許多雜誌，如《自由中國》、《文星》、《鄉訊》等，都在知識分子的努力下，一度點燃了改變的星火。
此外，不滿於壓迫的政治犯，甚至也透過一些傳播技巧做出反抗。如1970年代，泰源監獄爆發政治犯起義，其中精通廣播設備的陳光雲先生，便教革命人士如何架設臨時電台，甚至提出「廣播要點」，可惜陳光雲先生在事前早意外過世。
進入1980年代，政治氛圍有逐漸鬆綁的趨勢，黨外雜誌的熱銷讓這個權威體系有了更多被突破的可能性。展區巨大的半自動活版印刷機，便用他那陳舊但沉穩的身軀，表述著那時如何透過這樣的設備印製宣傳單、雜誌等紙本文宣，成了民主化的大功臣。
而在這個講述1980「電子游擊戰」的展區，「綠色小組」是最令我敬佩的。這群媒體工作者記錄下各種抗爭現場，致力傳遞「有別於老三臺的事實真相」。
1986年，流亡海外的許信良回台，高雄縣長余登發帶領「萬人民主行軍運動」，從中壢出發，步行3小時到機場，引發軍民對峙，民眾高舉1986年菲律賓的「人民力量革命」（People Power Revolution）的「Laban 手勢」（Laban sign），勇敢向威權發聲，這個我直到看展當天才知道的事件，好在有綠色小組的紀錄，得以讓後人知道前人的勇氣。
「綠色小組」從單純街頭攝影，到後來成立電視台，活生生就是股傳奇。
萬聲齊響的喧囂時刻 你我都是變革參與者
後來台灣解嚴，逐步邁入民主化。這段期間地下電台扮演著很大的角色，「TNT寶島新聲廣播電臺」以縮寫隱含黃色炸藥的"Taiwan New Telecommunication”之名，透過聲波見證了民主的關鍵轉變。那絕非只是「賣藥的」，而是在威權陰影仍未散去的時刻，撥開霧濛的奮力揮舞。
再10年之後，進入了「我的年代」。
我們這個八年級「網路原住民」，跟著網路一起長大，也藉由網路盡情地發聲，讓資訊被更多人看見，也帶來了很多關鍵性的影響。如2008年野草莓運動，就是透過BBS平台與直播軟體擴散資訊；而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，更因為社群的興起，透過這些連結傳播論述、動員支援的能量。
最具代表性的兩個，莫過於2013年白衫軍運動與太陽花學運了，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透過社群網路來掌握現場資訊、串聯溝通的時刻，而我在太陽花期間透過社群分享在嘉義的「現場觀察」，也成為我後續走向媒體產業的原因之一。
當然，這些媒介的運用絕非只有政治面的，如展區有介紹到「2009莫拉克新聞網」，透過這樣的獨立媒體平台，達到公民協助災區復原的要件；而2020年疫情期間，「口罩地圖」的出現，為人們在疫情的陰霾中多了一份安心；2025年馬太鞍堰塞湖潰壩時，「鏟子超人」們在社群上串聯，創造出最溫暖動人的畫面，凝聚民間力量協助重建家園，一群無名英雄在20天內清除了約40萬噸的淤泥。如果要追溯到源頭，竟只是滷味攤經營者的一則邀請來花蓮「玩泥巴」貼文。
在這個科技越來越進步的年代，台灣因為有自由而能透過各種媒體盡情發聲；但中國是將科技拿來監控人民，讓1984的現實上演。面對這樣的壓迫，展區也展出了2025年中國行動者透過遠端遙控投影「打倒紅色法西斯、推翻共產黨暴政」等標語，以低技術門檻的方式，反而繞過高科技監控，無聲地發出最震撼的控訴。
最後，展區也展出了在現代生成式AI越加便利下，人們如何去面對錯假資訊複雜的思考，這真的很難很難，而我們這些認真想做媒體的人，也在努力著。
身為媒體工作者，我誠心推薦每一個現代公民來看這場展覽，他講述的不是單純的政治演進或科技進化，而是在傳播科技的演變歷程中，人們如何透過手上的資源發聲，促進更好的改變，走向更有希望的未來。這是每天都離不開螢幕的大多數人，都值得去認識與思考的。
《時代的訊號：傳播技術與民主的擾動》
展覽期間：2026.5.19-2027.2.21（開館時間為每週二至週日 9:30-17:30）
展覽地點：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（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一段2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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